学校召开“任应秋先生百年纪念座谈会”，充分体现了中医药事业代代相传的可贵品质，充分体现了学校“人心向学”的重要理念，充分体现了全校师生尊师重教、传承创新的高尚精神。衷心感谢学校对我的关怀和信任，衷心感谢老师对我的指导和教育。作为一名学生，能有机会参加今天的纪念会，确实很感动，很受教育。
任老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我未能像在座的许多老师一样，亲受任老教诲，但我很幸运，在我三年前到学校学习时，多位老师经常向我讲述任老的事迹，还送我两本《任应秋医学讲座文集》。我知道，自己作为一名初学，要理解任老所阐述的中医真谛，距离很大，难度很大；但任老的事迹和在《文集》中所表达出的治学精神，却深深感动了我。
从孔夫子到西汉两戴（戴圣、戴德）、东汉郑玄，历时数百年逐步成书的《礼记·中庸》，总结、提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治学精神。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至今，历经两千年多年，这15个字，已经成为中华文明宝库中治学精神的经典和准则；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为中华学术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在学习任老《讲座文集》中，时时感受到这种崇高的治学精神。任老正是以这种精神，展示了中医药学不可替代的科学地位，揭示了中医药学深邃丰厚的科学内涵，彰显出一介中医泰斗、文化大家、学人楷模的熠熠风采。
一、博学之深厚功底。我学习过的两本任老《讲座文集》，包括了中医典籍学习、基础理论、针灸学、《内经》、医学流派和运气学说等六个方面，共38讲，43万字。任老每讲选择的的主题，都是中医学中的重点，但篇幅却不长，短的五、六千字，长的也不足两万字；每一讲的主题表述都很集中、很明确、很具体。如中医典籍学习，是中医学的传承和学习中基础的基础，任老的《文集》首列“中医典籍七讲”，依次讲述了“如何学习”《黄帝内经》、《难经》、《本草经》、《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方论》五部主要经典，又分别综合讲述了“如何阅读脉法著作”和“如何阅读针灸著作”两个重点。对脉法著作，任老联系《内经》、《伤寒》、《金匮》、《难经》、《医学源流论》等典籍，以介绍《脉诀》、《脉经》为基础，分别介绍了元·滑寿的《诊家枢要》，清·张璐的《诊家三味》，明·李中梓的《诊家正眼》和张介宾的《脉神章》，以及清·周瀓之的《周氏医学丛书脉学四种》，对中医经典中有代表性的脉学著作一览无遗。对针灸著作，任老首先提出了自己对《医学源流论》中，“针灸失传”之说的理解，指出，所谓“失传”，是指“一般针灸医，学无师承，轻率用针，未得古法之传授耳”，进而指出，“针灸疗法，并非浅近的知识，而是具有‘易陈难入’的至理，必须下功夫‘进行较深刻的研究’”。任老尤其强调学习针灸，必须精读《灵枢》和《素问》。指出这是“最根本的典籍”，同时分析了《灵枢》和《素问》162篇的内容，指出，“两书所言针灸，独详于刺法的阐述”，并逐一列举了18条针灸理论和40种刺法，还以补泻之法为核心，对理论的应用和不同刺法作了说明。在此基础上，任老又提出了“详考《图经》”，列经卷4种，“博览专著”，列经卷8种，并分别作了介绍。中医学内容博大、典籍浩繁，任老如此精道选题，没有对学习中医必须打牢扎实功底的清醒认识必不可为，自身没有中医学修养的扎实功底更不可为。
任老的这种认识和扎实功底，在每一讲的具体阐述中，表现的更为突出。以“如何学习《难经》”为例。任老讲了《难经》“沿革”、“内容”、“注家”、“读法”和“选本”五个部分，逻辑层层递进，内容指向明晰，但仅有六千余字。在“《难经》沿革”部分，任老从《难经》的名称、列位和读音讲起，引用了《帝王世纪》、《五行大义》、《文选·七发》、《史记索引》等典籍，说明了《难经》的题意和正确读法；同时，又引用了《集注难经·序》、《虞庶难经注·序》和《进难经集注表》，指出将《难经》之“难”读为难易之“难”，“是不够妥当的”。在此基础上，任老介绍了对《难经》作者秦越人的典籍记载，运用张仲景的论述，进一步明确指出，《难经》作者虽难定，但《难经》为古代医学之经典“是毋容置疑的”。
在《难经》内容介绍中，任老把“八十一难”分为论脉、论经络、论藏象、论病机诊候、论脏腑营俞及针刺补泻之法五篇，并且指出，《难经》“集《灵枢》、《素问》之精华，在寸关尺之诊、左右肾命门之分等”重要问题上，又有“作者之独到心传，丰富了祖国医学的内容”。对“《难经》注家”的介绍，任老从最早注《难经》的三国吴太医令吕广讲起，历经唐宋金元明清22人、22家和日本3人3家。又从这25家注中，推荐了《难经本义》、《难经正义》和《难经疏证》三书，分析了各自特点，称其“最宜细看”。在“《难经》读法”和“《难经》选本”中，任老提出的途径和版本，都是极为贴切和深有讲究的。身为学子，听这样的讲座，读这样的《文集》，真如置身大家铺展的知识海洋，实在是一种幸福。
二、审问之严谨求真。古人总结的治学精神，博学是基础。在博学基础上，不断提出问题。问题无论大小，都需追根究底，以求真谛；使之所学，知其然更知所以然。这种精神，在任老《文集》中随处可见。以《运气学说六讲》为例。首先，任老提出了“最困难”和“最关心”的两个现实问题，即“读《内经》最困难者，莫如五运六气”和“如何运用五运六气与临床，是读者最关心的问题”。就这两个现实问题，任老仍是以提出问题，剖析问题来回答。任老连发三问说：“什么叫运气学说？仅解释为五运六气，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它并没有解说清楚运气的实质。假使再问，什么是五运六气？又仅以风木、君火、相火、湿土、燥金、寒水来回答，还是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究竟什么叫运气呢？应该说，运气学说，是中医学在古代探讨气象运动规律的一门科学。”
“运气学说，是中医学在古代探讨气象运动规律的一门科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任老提出这样的明确判断，实在难得。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任老从“二十四节气的确定”、“阴阳历调整的成功”和“重要天象的详实记录”三个方面，客观的说明了运气学说的科学基础；又列举了古代气象学获得成就的因素；列举了《内经》与《梦溪笔谈》关于天人关系和“天地之变”、“寒暑风雨”、“人之众疾”、“气运盛衰”验证运气学说的故事。
为了切实回答好前边提出的“最困难”和“最关心”的两个问题，任老又从“十天干”、“十二地支”和“六十甲子”的天象、物候、概念、理论讲起，连续五讲，分别讲述了“五运”、“六气”、“运气同化”和“运气学说与辨证论治”等主要问题。指出，五运，即通过“十干化运”、“太过不及”、“平气”、“主运”和“客运”，“以木、火、土、金、水五行，说明一年五个季节的基本特性”及与人生命状态的关系。六气，即以风、热、湿、暑、燥、寒六气之化为本，以三阴三阳之辨为标，从我国的气候区划、气候特征来讨论宇宙间的六元正气、化非其时的邪气、包括灾害性天气的活动规律及与人生命状态的关系。运气同化，通过“天符”、“岁会”、“同天符”、“同岁会”和“太乙天符”，说明主运、客运、主气、客气，在六十年变化中，互为生克，互有消长，同时，还有二十多年同化关系发生。运气学说与辨证论治，则直接说明人的疾病与死亡与气候有着密切关系。运气学说就是在探讨风、寒、暑、湿、燥、火诸种气候致人于病的规律。
最后，任老从对运气学说的诸多论点中，选取了汪省之、张介宾的论述，得出六条结论：一是运气学说十之八九有证验，不能完全否定；二是当知天道有是理，不当曰理必如是，故不能拘泥其法；三是对运气学说，应随机达变，因时适宜，顺天察运，因变以求气，灵活掌握运用；四是对运气学说不知不渝，便云乌有而不信，这种态度只能说明他下愚无知；五是“欲以有限之年辰，概无穷之天道”，过分夸大运气学说的作用，是不科学的；六是运气学说的应用，必须结合人体本身的强弱，因机辨理，不能一概而论。而且，为后学应用之便，任老在《文集》最后，还附列了《六十年运气交司表》。任老为学审问之严谨，了然可见。
三、慎思之深入钻研。任老为学慎思，深入钻研的精神，在讲运气学说时，已有所见。在其他各讲中，则更加鲜明。仅从“中医学基础理论六讲”来看，可直接感受到以下三点：
一是尊崇学术，严于律己。任老1980年在日本讲“中医学基础理论”时，已从医半个世纪。这样一位中医大家，对基础理论是再熟悉不过了。顺手拈来，游刃有余，无论怎样讲，都是大家之道，无可厚非。但是，任老在讲座开始，通过回顾中医药和中日医学交流的悠久历史，直白的表达了自己对历史的尊重，对学问的敬仰。他特别说到：自己讲的内容，“如有不符合实际，甚至是错误的地方，这是我的学力不足，敬请指教。”这样的态度，这样的语言，出自一位大家，出自一位大家在国际讲台上的讲座，确实是令人感动的。
二是整体观念，辩证思维。任老的中医基础理论是从阴阳五行学说讲起，依次为“藏象”、“病因病机”、“诊法”、“辨证”和“治则”。通篇贯穿着整体观念，辩证思维的自觉修养。关于阴阳五行学说，任老明确指出，“都是在探讨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及其根源”，是中医学“研究本学科发展规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任老从“事物的普遍联系”、“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关系”、“阴阳互为转化”和“矛盾的主次之分”讲阴阳学说；从整体观、动态平衡和医学意义讲五行学说。同时，又从研究对象、研究层次的不同讲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的区别。而且，把这种认识和思维方式贯穿在基础理论讲座的全过程。如称藏象学说“是通过对人体的整体观察，分析人体对不同的环境条件和不同的外界刺激所做出的反应，来认识人体的生理、病理规律”的学说。“藏象”，就是“通过肌体外部表征，推导出人体内部的运动规律”。并从“主要内容”、“藏象学说的整体观念”、“脏腑学说一脏器多功能的特点”和“临床意义”几方面作了详细说明。
在“病因病机学说”中，通过介绍“三因论”，说明六淫七情饮食劳倦与人体健康的关系；通过“邪正相争”、“阴阳失调”、“升降失常”说明人体的病变机理。诊法学说，任老先讲认识论，从“联系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规律”讲起，重点介绍了“以表知里”的诊断方法，强调了“四诊撮要”。辨证学说，任老则先讲辨证学说的方法论，提出了阴阳的辩证认识、一和多的辩证关系，及由抽象到具体的辩证认识，详细介绍了八纲辨证的具体方法。像任老这样把握整体观念、娴熟辩证思维，提纲挈领，一以贯之，不断加深对中医基础理论的理解和认识，令人深受启迪。
三是触类旁通，不断总结。这是任老慎思、钻研，治学精神的又一个特点。在“治则”学说中，任老引用了《素问》、《类经》、《千金要方》和多位注家的论述，联系现代医学对高血压、糖尿病、神经衰弱和慢性肾炎的诊断治疗，详细阐述了治病求本与分辨标本的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医“求本”思想指导下的四大治则。即“治未病”、“三因制宜”、“以病情真、假为指标”的“逆治从治”及“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这里，“求本”思想和“四大治则”无疑是有重要临床意义的。
在阴阳学说中，任老还将阴阳学说与唯物辩证法作了全面比较，指出，“中医学之所以具有巨大的生命力，正在于其中贯穿着朴素的对立统一观，这是要我们努力发掘、整理提高、继承发扬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任老特别提出了五行学说运用于医学，其中存在的四个局限和不足。指出，这是“由于历史局限不可避免的，是人类思想早期阶段不成熟的表现”。为中医哲学、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指出了广阔空间。
总之，任老“慎思之深入钻研”，对中医基础理论的讲解，使数千年的中医学充满了科学魅力，充满了勃勃生机。
四、明辨之悉得正误。任老崇尚学术、坚持真理，在博学、审问、慎思基础上，明则明，正则正，疑则疑、误则误，没有一丝含糊。1950年3月，一直主张取消中医的余云岫在新中国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继续提出了“处理旧医实施草案”。任老坚决反对，对“旧医”这个称谓非常反感。他说：何为“旧”？如果中医是“旧医”，那时京剧唱的很热闹，也没有谁称之为“旧剧”，我们吃了几十年的饭，也没有人称为“旧饭”，我们穿了2000多年的衣服，也没有称为“旧衣”，我认为这个“旧医”是别有用心的。在《针灸学四讲》关于“针灸的起源和发展”中，任老明确提出，“针”与“灸”，是两种不同的治疗器具，又是两种不同的治疗方法，是祖国最可宝贵的医学文化遗产之一。针对古籍中“伏羲制九针”的说法，任老以《素问·异法方宜论》的记载为依据，指出：“医药并不是那一个圣人发明的”，所谓“伏羲制九针”，“应该理解为在伏羲时代的人类便创造了各式各样的针刺疗法”。针对一些人学习针灸“畏难就易”，认为针灸就是简单的神经刺激，对基础理论、经络腧穴、迎随补泻等道理不重视，甚至孔穴亦不必太认真。任老明确说，“这样舍本求末的轻率思想，应该猛省”。
对中医典籍的阐释，任老主张需用训诂之法，正确的以今语解释古语，对解释有误的，无论是谁，都应纠正。如对《素问·阴阳别论》篇中“痿易”的“易”，应读为“施”，与“弛”同义；王冰注为“变易”，任老指出，这样解释“便失经义”。对《素问·痹论》篇“逢寒则虫”的“虫”，音义均与“疼”字同；王冰注为“虫，谓皮中如虫行”，任老指出，“此由不辨音读，而望文生义耳”。还有，《素问·诊要经终论》篇“中心者，环死”的“环”，是说针刺刺伤心，顷刻即死；王冰注为“气行如环之一周则死”，任老干脆说，这样的解释“不通之至”。
对古人，任老是这样，对今人，任老也是这样。任老在介绍了中医学的运气学说后，引述了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教授的文章《气候与人生及与其他生物的关系》。任老评论说：“竺氏在这里只说明了一个问题，疾病和死亡与气候有密切关系。但这究竟为什么？竺氏的答案十份肤浅，即是现今医学气候学家们，亦还在探索之中”。接着，任老引用《内经》关于百病“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和“天时”、“身形”，“参以虚实，大病乃成”，的道理；运用运气学说分析人体气血营卫运行规律，讲“因天时而调血气”的“避虚邪之道”。《内经》的论述与今人的答案，深刻与肤浅，了然可见。同时，在《文集》中，任老对对待中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等不正确的态度，都提出了批评。另外，任老对《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的个别失考，对印书馆个别选本不当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读文集，任老为学明辨的精神和勇气，是很令人敬佩的。
五、笃行之务实创新。这是任老治学精神的大智慧、高境界。任老17岁学医，23岁于上海国医学院学习，36岁在重庆执教，42岁任职本校，直到1984年去世，始终坚守在中医教学、临床、科研第一线。中医是他一生的事业，一生的信仰、一生的追求。
被马克思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培根，曾借用蜜蜂采蜜，说“最好的治学方法”“就是把知识消化了而创造出新的思想，这才是第一等的学问”。孔夫子也早说过，对学问，“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任老《讲座文集》，展示给我们的，就是实实在在的“第一等的学问”；就是知识和智慧，理论与实践，良知与使命，“知之”、“好之”、“乐之”融为一体的见识、创造和贡献。这个见识、创造和贡献，不仅表现为任老对中医典籍如数家珍，又有独到的理解；不仅表现为任老对中医理论耳熟能详，又有深化和拓展；不仅表现为任老临床辨证，入木三分；治则治法，出神入化，又对多种疾病有独到的认识、神奇的疗效。而且，更突出、更集中的表现在任老晚年创立的“中医各家流派学说”中。
任老的《医学流派说五讲》，是从中医学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关系讲起，从医与文的起源到百家争鸣，再到《汉书·艺文志》著录方技36家，说明了一个道理：“大凡一门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产生多种认识方法，以致发展成不同流派，所有文化的发展都是如此，医学也毫不例外。”任老从古老的“黄帝针灸”、“神农本草”和“素女脉诀”“三世，”说到“医经”和“经方”两家，讲“师门授受”、“各张其说”；讲“学派争鸣”，“学术昌明”。而对自以“流派”为门户，以“学术争鸣”为“门户之见”，则谓之“不智之甚”。显然，这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任老用近六万字，分四个部分，以人物的活动、观点为主，介绍了自明末清初至民国，中医学术的发展和命运。涉及到利玛窦、邓玉涵、艾儒略、罗雅谷、汤若望等外国医生9人；涉及到王昂、赵学敏、王学权、王清任、陈定泰、恽铁樵、余云岫、朱沛文、唐宗海、张锡纯等中国医家近20人。分为“开始接受西说著家”、“持汇通说著家”和“改进说和科学化的倡导者”几种情况，分别介绍了各自的学术修养、学术观点。同时，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如对人类生命的认识，西方的认识还是非常朴素的，和《内经》中的认识相比，不能同日而语，《内经》要比他们的认识高明多了。”又如，“科学无畛域，科学没有国界，科学是整个人类的财富，应该为人类共享，择善而用”。还有，对王昂“心主神明”“灵机在脑”的认识；对王清任、王学权尸体解剖和活体气机的认识；对朱沛文关于脏腑关系、经脉筋骨关系的验证；对唐宗海关于《人身阴阳》、《五脏所藏》的论述分析；对恽铁樵关于“名”“实”关系、“宾”“主”关系的论述和关于“改进中医不能否定《内经》”的系统认识；还有对国民党中央国医馆建议书的批驳，对日本改“东洋医学”为“东方医学”动机的揭露等等。至今读来，意义尤深。
我国近代、现代社会的大变动，使悠久灿烂的中医药学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围绕“废医”和“护医”的斗争，围绕中医如何应对“西学东渐”的冲击，引起了多方面的争论和思考。对这个时期中医药学的学术发展，科学总结、深刻认识，无疑是很有价值的。因此，任老专列“学派争鸣对中医学发展的贡献”一讲，详细介绍了中医史上有一定地位的“医经学派”、“经方学派”、“河间学派”、“易水学派”、“伤寒学派”、“温病学派”和“汇通学派”的历史贡献。任老明确指出：“历史证明了不同学派的百家争鸣，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和成熟，也是医学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今天，我们再读任老创立的《中医各家学说》，认真学习任老留给我们的《讲座文集》，深刻领悟任老以全部身心彰显的中医大家所特有的“情怀”和治学精神，清晰地看到中华民族创造的中医药学，在中华文明、人类文明宝库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清晰的看到中医药学在数千年发展中，所展示的多彩和丰富，平等和包容；清晰的看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医药学的学术昌明，必然会带来中医药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
我是一名新学，学力浅薄，水平有限，以上不妥及错误之处，敬请各位领导、老师和同学们批评指正。